自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诞生，疾病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人们常说“人吃五谷杂粮生百病”，也就是说除非你不食人间烟火成为神仙，否则就不能摆脱疾病。疾病来时痛苦万状，人们就要想办法来缓解痛苦。用什么来缓解痛苦呢？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方便易得，伸手可及的东西。那时候自然环境是相当的好，最方便易得的当然是周围那些花花草草啦。于是乎世界各族人民的老祖宗们不约而同的到那些花花草草中去找治病的药。
中国人说那些治病药是一个被称为“神农”的老头一嘴一嘴尝出来的，其艰辛和贡献就不言而喻了，这个话题后面再说。其实世界各地也不乏这种有奉献精神的人，咱们的“神农”也不一定是最早的；古希腊分娩的妇女嘴里都要嚼一种柳树叶，据说能减轻痛苦，后来人们在里面找到了阿司匹林；古印度给疯癫的病人嘴里塞一根萝芙木的根就能让他安静下来，也就有了萝芙木可治疗“月亮引起的疯狂”的记载；南美洲的气候炎热，蚊虫肆虐，疟疾高发，嚼一块金鸡纳树皮就能幸存下来，这成了部族成员必须严守的秘密，后来人们在里面发现了抗疟药奎宁。东西方民族的老祖先起点一致，但思路不一致，导致了以后的发展路线不一致；就像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但前进方向不同的两架赛车，很难分出谁高谁低。也许绕地球一圈后他们能相遇，那将是他们共同的终点。
先来说说西方人的前进路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他们就是“一根筋”，知道了这种草能治这种病还不算完，非要看看里面是什么成分在起作用。于是他们就忙活开了，先水泡后油浸，煮完了蒸，蒸完了炸，前前后后鼓捣了几千年，还真让他们找到不少“成分”，这门手艺被他们称为《药用植物学》。随后的药物化学、药理学、药剂学也就发展起来。生活在东方的中国人就灵活的多了，中国的老祖宗们压根儿没想过要在药里找“成分”。他们要做的就是对着星空苦思冥想，编一套理论来解释它为什么能起作用。阴阳五行、四气五味、升降沉浮、辨证归经等等，这套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成果就是“本草”。两千年来不停的修补完善，从《神农本草经》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直到现在的《中华本草》。有人说中医太玄，中药效果不如西药，但咱这个民族靠它延续到现在，并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度，这种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啦。
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视野也不断扩大，动物界又成为人类药物的重要来源。根据吃什么补什么的原理，老祖宗们开始用动物的脏器治病，从心、肝、脾、胃、肾到骨脑血发皮，甚至动物哪些令人恶心的排泄物也成了治病的药。虽然有些是以讹传讹没有什么作用，但有些又确实有效，比如羊肝治疗夜盲症、蝎子治疗风湿病等。直到现在我们的中医处方里仍有不少动物药，有些还是相当名贵的中药材，比如虎骨、鹿茸、犀角、麝香等。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这么干，古埃及、古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医药典籍里都有大量的动物药，古罗马人甚至将人肉入药。中国毕竟是礼仪之邦，在使用这些药材的时候把名字美化了一下，让服用者不至反胃也文明了许多。如胎盘叫紫河车、蚯蚓叫地龙、蛆叫水仙子、尿壶垢叫人中白、鼠粪叫五灵脂、蝙蝠屎叫夜明砂等。西方人继续发挥“一根筋”的精神，继续在动物药材里找“成分”，找到以后制成药品，根据提纯级别和加工程度的不同分别叫做生物制剂或生化制剂，现在人们常用的胸腺肽、肿瘤坏死因子和各类抗体药都是这样来的。陆地上的动物都用过以后，人类又瞄上了海洋动物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叫海洋药物学，不过这是近代的事了。
矿物是人类药物的又一来源，但比动植物来源的药物要少的多。最著名的就是磺胺类药物的发现，一个德国医生用当时一种叫“百浪多息”的红色染料治好了女儿链球菌感染，从而发现了磺胺。中国的矿物药的发现则归功于哪些妄想长生不老的道士，它们躲进深山老林，弄个小炉子，成年累月地煽风点火，炼来炼去，长生不老的仙丹没炼成，却加深了中医对矿物药性的了解，现在常用的有云母、滑石粉、雄黄、砒石等。
神农传说
药学界往往把神农氏看做行业鼻祖，因为他有一本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但他生活在那个年代尚有争议，甚至连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不清楚，他只是个传说。
我们先来说说神农氏的身世问题。要问中国人的始祖是谁，你可在百度上找到一百个答案，太昊、少昊、少典、伏羲、女娲、蚩尤、炎帝、黄帝等等，不同的历史文献记载的前后关系多不一致。太史公司马迁一生气就从文献较多的黄帝开始他的《史记》，不过遗憾的是黄帝仍然是个传说。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少典娶了有蟜氏，生下伏羲和女娲，伏羲和女娲兄妹结婚生下了炎帝和黄帝。据说哥哥炎帝比弟弟黄帝大了四百来岁，这样看来女娲娘娘的生育期那是相当的长。弟兄两个都有异能，炎帝生下来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岁能干农活，因此被称为神农氏；黄帝则发明了舟车和衣冠，因此被称为轩辕氏。另外，弟兄两个对医药学都有贡献，哥哥遍尝百草有自己专著《神农本草经》，自然成了药学界鼻祖；弟弟穷究病理也有自己的专著《黄帝内经》，也就应该是医学界的鼻祖。
再来说说神农氏的业绩。神农氏业绩其实只有一句话：“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句话出自汉朝成书的《淮南子》，事迹可歌可泣，但总令人有些疑惑。按不分昼夜，一天二十四小时计算，则
神农他老人家每小时中毒三次，他能成功地存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首先他必须有个异常强健的体魄，能承受那么多次药物毒性反应；第二他必须有个异常强大的胃，能装得下并消化得了那么多难于消化的食物；第三他必须有异常敏锐的判断能力，几分钟之内发现并成功服用解毒药；第四他运气必须异常的好，那些有毒植物和解毒植物碰巧都生长同一个地方，不必爬山涉水到处去寻找。
最后来说说神农的专著《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据后代文史工作者考证，该书成书于东汉时期，距离神农时代已经过去了四五千年，这真是大器晚成典范。可以肯定这是后人总结前人经验而假托神农成书，这也不由得让现代人大跌眼镜。在现代某人剽窃他人成果的事件屡屡发生，而古人却将这么伟大的成果转嫁到别人头上，其原因可能是古人不用这个评职称。今天看来《神农本草经》虽有许多错谬之处，但其某些原则仍值得借鉴。《本草》经修订工作历朝历代都在进行，到了李时珍的时代《本草纲目》载药量达到了种。
医药徽标
徽标也就是现在人们经常说的“LOGO”，LOGO不仅是一个部门或行业的标志，也反映其文化和历史。医药行业在历史上出现多个LOGO，到现在也不统一，我们说说他们的来历。
现在中国用的最多的LOGO是红十字，其来源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世纪中叶，欧洲大地战争不断，因缺乏有效的医疗救护，受伤士兵被遗弃在战场，无助挣扎。一个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在亲历战场惨状后，自己出资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志愿伤兵救护组织，后来演变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签定了一份国际公约给予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地位，后来演化为著名的“日内瓦国际公约”。这一善举赢得世界各国的赞同，缔约成员国越来越多。为表示对红十字发祥地瑞士的敬意，将瑞士国旗“红底白十字”掉转为“白底红十字”作为委员会的标志。年，当时的满清政府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战地救护人员带上红十字白色臂章受到交战双方的共同保护，作为武装部队医务部门的标志和特殊符号，民间医疗部门是不能随意使用红十字标示。因此，国外没有红十字作为LOGO的医院。在中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十几年的时间，带有医院很多，老医院是一回事。又加上新中国第一人卫生部长李德全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这个错误也就被延续下来。
亨利·杜南（JeanHenriDunant，年5月8日—年10月30日）
“蛇杖”作为医疗机构标示的历史最长，图形是一支盘绕着蛇形图案的手杖，还有单蛇和双蛇之分。目前我国的国家卫计委、中华医学会、医院协会和北京医科大学等部门的LOGO里都有“蛇杖”元素。传说西方有一个医神叫阿斯克勒皮俄斯，那根手杖就是他的。阿斯克勒皮俄斯是太阳神阿波罗之子，身世复杂，希腊和罗马神话中都有他的身影。阿斯克勒皮俄斯与手杖的故事有多个版本，这里只介绍最通行的。传说有一天他的手杖上爬上了一条蛇，他打死了它，但另一条蛇救活了被打死的蛇；阿斯克勒皮俄斯顿悟：蛇有毒但也有特异的疗伤功能。于是他在行医时就总是在手杖上盘一条蛇，久而久之成为固定标示。说实话这比我们的“神农尝百草”还不靠谱。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只手杖不知何时传到另一个医神亚希彼斯手里，而成为医学“单蛇杖”代言人。传到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赫密斯手里的时候经过改良而成为“双蛇双翼”之杖，不过这“双蛇杖”的首次使用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对付他爸爸的情敌。对于“蛇杖”的含义有多种解释，有的说蛇代表病魔，也有的说蛇代表智慧，现在更有说双蛇盘绕象征DNA双螺旋结构，这只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了。
中国古代医药界也有自己的LOGO，形象、生动更贴近生活，但乡土气息太重，不如国外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代人已弃之不用。第一种是阴阳鱼，就是一黑一白两条鱼做双向戏水状，这无疑来源于道家的太极图。中医和道家都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LOGO相似也就顺理成章。古代中药铺门两侧的招幌上，则是在一串膏药、或丸药、或罄下面挂条鱼，“鱼”“愈”谐音，意为“痊愈”。鱼是不闭眼睛的，这又寓意医生和药商要像鱼一样。昼夜不闭眼睛，随时行医施药，救急解难，以服务于病人。第二种就是葫芦，取悬壶济世之意。我们常说“不知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可见当时医药人员的处境不咋地。葫芦作为药品储藏工具有它的优点，密闭、防潮、避光。但毕竟储量有限，只适合少数游医。后来有些药店门口挂一个葫芦则只是象征意义。第三种就是金玲。那些走街串巷的游医为了招揽生意，不停地摇动一串环形的铜铃，也就人们俗称的“铃医”。这比葫芦更寒碜，也难怪现代人弃之不用了。
四大名著与药
医药行业的专业性很强，除非文学家本人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则在其著作里很少涉猎，以免贻笑大方。皇皇巨著《三国演义》里几乎没有医药行业人员的影子，确有一个华佗出场，但只是为了衬托曹操的多疑性格，因此还没来得及实施治疗方案，就被咔嚓掉了。《水浒传》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神医安道全，一个是兽医皇甫端。安道全的医术被吹得神乎其神，但未见其施展神技，仅治好了张顺妈妈和及时雨宋江的背疮，治疗过程不详，可见施耐庵老先生对医药了解不够。《水浒传》里用药治病的场面不多，下毒的倒有几处。托塔天王晁盖等给青面兽杨志一干人等的酒里下蒙汗药，截了生辰纲。潘金莲在武大郎的药里下砒霜，取了亲夫性命。孙二娘麻翻武松要做人肉包子。给药过程描写细致，但药理、药性和临床反应则不去理会，仅一句“不消一时三刻，倒也，倒也”就完了。《红楼梦》是个另类，有人称之为百科全书，一点也不过分。全书出场医生有五个，有太医、有神医、有游医还有庸医；涉及的单味药材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成方制剂二十余个。从脉法、病理、方解到药材炮制都有精到的描写，而且完全符合中医理论，绝不是信口开河。我们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渊博学识，《红楼梦》被列为四大名著之首也是当之无愧的。鉴于网上红学研究文章较多，在此不作赘述。
最后来说说《西游记》。《西游记》里涉及医药内容的场面也不多，可能是神仙和妖怪不会生病的缘故。太上老君的仙丹、观音菩萨的仙露、王母娘娘的蟠桃和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严格说来不是药，充其量只能算作保健品。《西游记》里孙悟空给朱紫国国王看病的过程虽然有点荒诞，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按小说所述，国王是在端午佳节被妖精赛太岁抢走了他的皇后金圣宫，他为此着了惊恐，把那粽子滞凝在内，况又昼夜忧思不息，才得此病。粽子是用糯米做的，是不易消化之物。人受惊吓和风寒，容易造成肠胃不畅，加之食用了过多的不易消化之物，就出现消化不良之症。孙悟空制的乌金丹中的成分，马尿腥腥臊臊，人闻后就想吐，大黄、巴豆都是泻药，锅脐灰的主要成分是炭粉，具有吸附作用，能吸附人体内的一些毒素。因此，国王服下乌金丹后，“腹中作响，如辘轳之声不绝。即取净桶，连行了三五次”。净桶内“说不尽那秽污痰涎，内有糯米饭团一块”。国王的肠胃通畅了，便服了点米饮，“渐觉心胸宽泰，气血调和，就精神抖擞，脚力强健”，可谓药到病除。后来，孙悟空又降伏了妖精赛太岁，帮国王救回了金圣宫，彻底解除了国王心病。孙悟空能够对症下药、对症医治，从药理和心理双方面诊治病人，真可算得上是一位“名医”。需要指出的是巴豆和大黄药性剧烈，孙医生药量过大，普通人按此方用药，可能病还没好人先没了。仅凭这个故事还不能说吴承恩老先生稔熟医药，让人对其肃然起敬的是小说里的一首诗和一阙词。
话说唐三藏收齐了三个徒弟，又历经了白骨夫人、金银童子等劫难来到乌鸡国宝林寺，前途渺茫，身心疲惫，不免取经信心动摇，产生了思乡之情。在与大徒弟悟空的对话中信口吟出了一首七律《登山盟》：
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
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
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
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
这首诗道尽三藏心路历程，妙在嵌入了九味中药药名而浑然一体，这些中药分别是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竹沥、茴香。药名多取谐音，益智即意志，指取经大业的信念；王不留行指唐太宗送别；三棱子即三愣子，指三个徒弟；马兜铃指白龙马；荆芥即境界，指佛学正果；茯苓即佛灵，指如来；防己指一路上自己遭遇的劫难；竹沥即逐历，指一件件经历；茴香即回乡，指思念故土长安。
《西游记》第二十八回，孙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被三藏赶回花果山。正赶上猎户们围攻他的猴子猴孙，大圣一生气，做起法来，一时飞沙走石，尸横遍野。作者用一阕《西江月》来描述当时的场景：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朱砂地上。
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家中盼望。
词里仍然嵌入了九味中药药名：乌头、海马、人参、官桂、朱砂、附子、槟榔、轻粉、红娘子。与上一首诗不同的是药名不用谐音而是借代，乌头即头颅、海马即战马、人参即兵丁、官桂即官员、朱砂即红沙、附子即儿子、槟榔即情郎、轻粉即粉碎、红娘即妻子。
吴承恩不写一本药学专著实在是可惜了。
近代名人与药
晚清后期列强入侵，中国门户大开。精英们率先接触现代文明，形成了一股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其中被口诛笔伐最多的当属中医药。现在讲讲他们的故事。
曾国藩（年11月26日－年3月12日）
曾国藩，晚清第一重臣，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功臣。他在修身立德方面也堪称世人表率，有《曾国藩家书》传世。曾氏对中医药基本持否定态度，这可能来源于其祖父的“三不信”。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大字不识，但挺有思想，给家族成员提出“三不信”的家训即不信中医、不信地仙、不信僧巫。这无疑对他著名的孙子造成了影响。曾国藩很注意养生，但主要从精神和生活习惯方面着手，病了也不吃药。他的理论是“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反对动辄用丹药治疗。不仅他自己如此，他还写信教育他的儿子“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可妄施攻治。”这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医疗条件差，庸医较多，而使人们讳疾忌医。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医药的否定是中药本身的问题，而不是西医这个外力起作用。
康有为（年—年）
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始作俑者。老康国学基础深厚，但运气不好，多次考试不中，转而游历西欧，接受了西洋文化的熏陶。回国后忙于改造孔学，并推行宪政。这都是大事，中医药这点小事没进入他老人家的法眼，因此也没有否定中医药的言论。但他迷信西医是肯定的，因为他晚年用自己的身体协助德国医生进行了动物与人之间器官移植的大胆尝试，结果命丧黄泉。这还得从老康的风流性格说起，老康是最早的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但他本人纳起妾来一点也不手软，前前后后娶了六房姨太太。中西方都有，年龄在17岁到19岁之间。到他68岁的时候，感觉力不从心，有了通过医药手段再展雄风的想法。本来中医就有房中术和壮阳药，他可以试一下。但老康偏巧又是个急性子，嫌中药来得慢。外国医生说移植大猩猩的睾丸效果奇佳，老康禁不住诱惑而“以身试蛋”。结果蛋是移过来了，他自己却完蛋了。
梁启超（年2月23日—年1月19日）
梁启超，康有为学生，被称为近代思想文化巨擘。梁先生学贯东西，对中医药无特别反感。生病后中医药本可使其恢复健康，医院的一次医疗事故断送了性命，去世时年仅57岁。年3月，梁启超医院诊治，经X光诊断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当时梁启超与被誉为中医“四大名医”之一的肖龙友先生关系很好，为慎重起见，特地请肖先生复诊。肖龙医院的诊断结果，称其肾脏绝无大病。并为梁对症下药，处方诊治。服用了肖先生的中药后，梁启超顿觉神清气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了反复。主要是因梁启超一直没有停止读书治学，劳神费心所致。中医讲究“三分药七分养”，肖龙友劝告梁启超放下书本，安心养病，可梁启超把友人的话当耳旁风。没过多久，梁启超的病情恶化，医院作手术。可意外发生了，主刀医生误将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这直接导致了梁启超壮年逝世。
孙中山（年11月12日——年3月12日）
孙中山，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天资聪明，年轻时在香港学习西医，成绩优异。毕业后开始在澳门、广州行医，尤以外科和治肺部疾病为长；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时，对贫病无资者则免费诊病，故名声很大，享誉很高。但是孙先生对祖国医学抱有成见，认为中医是一种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行为。如果孙先生在医学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则失去了一个革命者孙中山，而有可能多了个名医孙中山。孙中山志向远大，正像他哥哥孙眉说的那样：革命和医学同样是救人，革命能救更多的人。孙中山选择了革命。革命者也会生病，孙先生54岁时得了肝癌，曾有人推荐当时的名医葛廉夫为他诊病，他说“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弃中药方不用。医院做手术，打开胸腔发现已是肝癌晚期，医院已无能为力。经人建议请了北京名中医陆仲安，诊病后开了方药一剂。在人们的劝说下，孙中山先生终于开始服用中药。服药后，先生的精神开始好转，虽然中药并没有治愈先生的肝癌，却延长了中山先生生命最后的时光。弥留之际的中山先生对祖国的医学应该有了新的认识。
袁世凯（年—年）
袁世凯，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历史评价不一。袁世凯是政治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推崇的，否则他就不会积极恢复帝制，醉心于用生辰八字算命，因此可以推测他不会反对中医药。年袁世凯患偏头风症，久治不愈。经张謇推荐由当时的名医黄石屏医治。黄医生擅长针灸，人称“金针黄石屏”。黄石屏入京为袁氏针灸，竟然两针而愈，袁世凯头痛再未发作，他送给黄氏酬金3万元大洋，亲题《一指回春》匾额相赠。另一则趣事是关于袁世凯之兄袁清泉的。清泉有病请来南阳名医张翰屏，张为袁氏开药不过四五味，而用黄芪2斤。世凯之子袁寒云疑为有误，持方问之。张举笔改为32两，仍是2斤（16两称）。袁寒云私自改为半斤。第二天复诊，张起身欲去，说道：“不信医者不治，吾用黄芪2斤，病者只服8两，迁延贻误，谁任其咎！”袁寒云连忙谢过，请求重新开方。张说：“不必重开，就按前方服三帖痊愈矣。”服后果然痊愈。有人询之，张说：“虚弱老病，非黄芪不能补，理甚易明，惟分量须有把握耳。”袁世凯病危之时，请京城名医肖龙友诊治，无奈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肖龙友写下“針药罔效”的字条，意其必死。果然一个月后，袁大总统带着无限遗憾撒手人寰。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有好事者在他死后写了一副对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和二陈汤是两个中医常用的方剂，但六君子又指杨度等六个帮助袁氏复辟亲信，二陈汤则指起兵反袁的陈宦和陈树藩。妙哉！妙哉！
鲁迅（年9月25日－年10月19日）
鲁迅，原名周树人，文化巨匠。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现代医学，据说成绩相当不错。但后来他认为比人的身体更需要拯救的是灵魂，因此改行了。与孙中山先生不同的是孙先生弃医从政，他是弃医从文。鲁迅在文化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另外他还练就了一项骂人绝技，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难逢敌手。周先生骂人有理有据、入木三分、淋漓尽致，与他对骂的人无不丢盔卸甲、一败涂地。早期周先生对中医药嗤之以鼻，认为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在他的文学作品如《坟》《狂人日记》《药》《父亲的病》里，都有意无意地把中医药黑两把。周先生对中医药的敌意可能来源于小时候痛苦的记忆，这在《父亲的病》里有相关描述。周父得了重病，全身浮肿，遍请当地名医诊治。可惜请来都是庸医，钱花了不少，但治不了病。尤其是医生们开的药方让他记忆深刻，如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河边现挖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边加注：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中者）、打破的鼓的鼓皮（要清兵冲锋陷阵时敲破的那种，且来自“虎神营”，因虎能伏羊，神能降鬼）等等。看起来的确有些荒唐，但为找到这些药，他被折腾得满天飞，苦不堪言。后来周先生在文章中调侃说，昆虫也要保持贞节，否则连做药的资格也没有。从此他认定了中医都是故弄玄虚、骗人钱财的骗子。到后来周先生对中医药的态度有所转变，这来自其家人的切身体会。一次是夫人许广平用中医偏方治好了妇科白带症，一次是他用芥末水热敷脊背治好了儿子周海英的哮喘。应该说鲁迅骂中医药骂的有道理，中医药本身的确存在许多糟粕。鲁迅对中医药也没有全盘否定，他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胡适（年12月17日—年2月24日）
胡适，可与鲁迅比肩的著名学者。胡适早年游历世界各国，学贯东西，回国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早年是反对中医药的，他一贯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且明确指出过，现代医学只能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产生。他认为中医药的知识与技术只能与西方第几世纪的水平相比，也就是说中国比西方在此方面落后了上千年。但令人尴尬的是中医药救了他的命，让他多活了四十年，这让他不得不改变对中医的看法。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得了重病，医院诊断为慢性肾炎和糖尿病。这与袁世凯的病基本相似，医院的治疗方案收效不大，基本宣判了“死刑”。胡适待人和气，人缘好、朋友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的名医陆仲安，陆仲安给胡适开的药方是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后都摇头吐舌。但神奇的是这个简单药方，治好了胡适的病，以致于后来西方医生想拿黄芪做实验，看一下到底有什么成分。在事实面前，胡适只好退而认为“中医不科学，很糊涂，但是能治病”。胡适晚年态度彻底改变，迷恋于中医药的研究。
作者介绍孟德胜
孟德胜男，医学博士，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现担任重庆药学会副主任委员、医院药学专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直属单位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医院药学分会委员、全军药学专业委员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全军药品监督管理员、国际GCP专家库成员、《中国药房》杂志编委会副主编、《中国药师》《药学实践与服务》杂志编委。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攻关项目、企业合作课题、校成果转化课题等多项科研项目。以主要成员参与完成国家、省部级课题及新药临床试验项目10余项。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申请国家专利1项。参编《门诊外科学》等专著/教材。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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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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